前两天和一个警察朋友聊天。他说起一件让他很感慨的事情：平常他都是开私家车上下班的，有一次他的车送修，他只好打车上班。这才发现在他家小区门口打车是如此的困难。天寒地冻地足足站了半个多钟头。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每天在小区门口看见打车的人，都摇下车窗问需不需要搭顺风车。一周下来，没有一个人敢坐他的车。“黑车司机有生意做，我白拉，却没人搭理我！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到什么程度了？！”

中国人彼此间缺乏最起码的信任，宏观上有很多原因。首先，最大的原因是政治的——中国人不能拥有不动产，个个都是托钵云游的和尚，见了漂亮的女施主，摸一下屁股扭头就走，也没啥大事儿。可如果你是个住庙的，这么没操守香火就没了，见着再漂亮的屁股也只能忍着，道德水准自然就高。也就是说，与土地私有化的国家的国民相比，中国人本身就是不值得信任的。这话说出来虽然令人丧气，却也是无可如何的事实。所谓道德——按罗伯特·萨格登的观点——无非是全社会成员就观念所达成的共识，这个观念共识的达成，显然无法脱离产权界定这一最重要的外部性约束。

其次，我们中国人彼此不信任，还在于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以及对司法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一些很恶劣的司法判决，对人与人之间信任的摧残是近乎毁灭性的。比如南京彭宇案、上海钓鱼执法案、河北的聂树斌案。古希腊的格老孔说：“正义不过是在最好和最坏之间取个折衷。所谓最好，就是做了坏事却能逃过惩罚；所谓最坏，就是受了委屈却无法报复。”既然一系列彭宇案让我们明白大家所处的是“受了委屈却没法报复”这么个环境，那么公平起见，每个人心头都将燃起“去做坏事并希冀逃脱惩罚”的冲动。人心向恶，并非出于贪婪和残忍，而是出于对公平的追求，这才是司法崩溃真正可怕的地方。

宏观层面，人与人不信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信息传播的不对称。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坏消息的传播力度是好消息的26倍”云云。在传媒发达的今天，我们每天都被各色各样的坏消息所包围。这难免令人对人性感到灰心和绝望。按说这个传播的不对称，中外皆然。但是中国因为是专制社会，那么政府的窘境便在于要为一切负责。出个精神病去砍幼儿园的小朋友，人们也会将其归结为政府的腐败。面对一桩恶行，整个社会缺乏理性和宽容的态度，这却是专制社会所独有。

这些宏观因素，我们升斗小民表示无能为力。那么来看看微观层面。人与人缺乏信任的微观层面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守望相助的熟人社会的崩溃。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应该是简·雅格布斯，她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描述了美国社区衰落的原因和后果。当年她所提出的成功社区的四要素——人口密度要高、路在窄且拐弯要多、一个以上的主要功能区、新老房子都要有——至今仍为新城市主义设计师们所奉行和遵照。但是雅格布斯终究非科班出身，其观点多出自洞见而缺乏系统。这个缺憾，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弥补。

帕特南发明了一个词：社会资本，约等于人与人连接的强度。在其名著《独自打保龄球》一书中，帕特南选定了现代城市中传统熟人社会的替代物——社区，作为其研究对象。并解释了社会资本被侵蚀的原因：

首先， 20世纪的20年代，80%的美国人生活在人口不足2500人的小镇中。而到了70年代，同样多的美国人却住在人口超过5000人的城市中。这意味着在50年的时间跨度内，每五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三个人被从熟人社会放逐，成为“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游荡的原子。一张灰狗长途汽车票，取代了当年雅典的贝壳。很巧，如此大的社会变迁，正发生在最近三十年来的中国。规模甚至更大、程度甚至更烈——几乎所有人都搬离了单位大院或街坊，住进了商品房小区，社会关系被连根斩断。放眼望去，周围都是危险的陌生人。于是我们退入“一切人向一切人开战”的霍布斯自然状态。

有两个简单的数据揭示了美国社会人际交往强度的衰落：1980~1993年间，美国打保龄球的人增加了10%，但是参加团体保龄球比赛的人却减少了40%。要知道，在60年代的高峰期，有8%的美国男性和5%的女性，都是某个保龄球队的成员。这个数据着实令人咋舌。随着人们越来越不愿意与他人交往、“自愿”将自己放逐到陌生人当中去，另一组数据也就顺理成章了：1970年，美国工程师与律师人数比为4.5：1。但是到了1995年，这个比例下降至2.1：1。“把一切都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彼此不信任，意味着更高的交易成本。

从投票、组织社团、上教堂，到参加工会或行业协会。只要涉及人际互动的行为，美国人从参与人数到强度，都在全线溃败。即便是怡情小赌，美国人也从四个人一起打的桥牌改成了一个人拉老虎机。

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表达的成本极度降低。言说越多，达成共识就越难，产生行动的可能与冲动也就越小。iPad就像一面风月宝鉴，贾瑞们捧着YY致死，却不肯下床趿拉个拖鞋去搭讪凤姐。

在所有可能的原因中，帕特南明确指出电视的普及、代际替换和城市的扩张是社会资本被侵蚀的主要原因。电视与其说是精神满足的一个选择，不如说是打发无聊成本最低的手段。它使得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要求降低、变得消极。而城市的扩张以及人们居住和工作场所的分离，使得人们在交通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1999年，美国人平均每天坐在汽车里的时间为72分钟，而且90%以上的美国人是独自开车。

对于电视的谴责，帕特南与《娱乐至死》的作者尼尔•波兹曼可谓异曲同工。而对互联网的态度，帕特南却显得有些暧昧。他一方面承认屏幕对网民的劫持会导致其对线下真实生活参与热情的下降，另一方面，他也认为线上虚拟社区或许是社会资本的一个有效补充。但是对于互联网，有一个负面的因素他没有考虑到，就是鲍德里亚所谓的“拟真”。即：当用户摆脱了电视、广播和杂志等web1.0的大众传播的“媒体拟像”阶段，进入以代码为平台的互联网之后，他们更醉心于与自己所创造的“超真实”之物——色情文学、游戏角色、视频聊天——互动，而丧失了对真实异性的兴趣。有了电脑之后，男人们宁可网络视频聊天，也不去酒吧把妹。他们甚至成了性别自洽的新物种，连女人都不需要了。

因为建筑形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熟人社会崩溃了，造成了对人际沟通的兴趣淡漠。表面上看，人们彼此不信任是因为信任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必要。但这不是真的。因为诚如康德所说：“人既不能忍受邻居，却更不能忍受失去他们。”我们是群居性动物，这是由基因所决定的本能。

关于人际信任的重建，以前除了道德说教，似乎也没什么好办法。但是随着博弈论在政治和社会学领域的广泛运用，人们对于信任所产生的机制与作用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了解。阿克塞尔罗德的《合作的进化》和斯科姆特的《猎鹿与社会结构的进化》都是讨论合作与信任的经典之作。其中，后一本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斯科姆特所引用的“猎鹿博弈”，出自卢梭讲的一个故事：“如果一群人要想成功猎取一头鹿，就必须围成一个圆圈，并各司其守；可是，如果有一只野兔从某人眼前跑过，他终究还是抵抗不住追逐野兔的诱惑（虽然他明明知道，参与集体猎鹿的平均所得，远高于一只野兔）”。

合作比不合作好、信任他人比不信任他人好、参与集体猎鹿比单独猎兔收益高。这些道理我们每个人都明白。问题只在于：如何打破猎兔均衡，让全社会实现向猎鹿均衡的越迁。根据斯科姆特的研究，从猎兔均衡向猎鹿均衡迁越的关健在于：在一个大圆圈中，如果每个人都与其一左一右相贴邻的两个人有充分的沟通，这个迁越最终就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