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卖官者出狱大受礼遇成了国际话题，无论是非洲未开化部落或西方国家都未见过这等新鲜事情，众说纷纭。其实，买官卖官自古有之，但欢迎卖官者出狱却是中国独特产品，除非是帮派欢迎老大回家，还没有那个国家的贪官会有这等胆量，其中原因并非简单。这个世界上有三种最高权力模式，一是“君权神授”，指的是贵族血脉权力传递模式；二是“政权民授”，指的是民主选择制度模式；这第三种比较新式，叫着“政权党授”，也叫“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皇帝拥有无上的权利和尊严，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之内皆为家奴＂，皇帝完全可以把天下看成是自己的私产任意折腾，但奇怪的是，中国的皇帝似乎却不太爱“打理”自己的私产，管辖权仅到县一级，县以下基本就不管了；我们经常可以在影视片中看到这样的场景：有老百姓去告官，县令上堂之后大喝一声“大胆刁民，干嘛来告状？”，甚至先打个几板子再问话，可见，连县令对“管辖权”也是没什么兴趣的。在
去年的公司简报曾经介绍过北京海底捞的服务情况。前些日子去北京，我们五个人到海底捞吃了一次饭，算是慕名而去的。正像我们介绍的那样，海底捞的服务确实很好。海底捞有两层，至少一百多桌，因为客人特别多，吃饭还要排队。我们的桌号是二楼的，排队的人太多，就到地下室去等。在等待的时候，可以看电视、打扑克。服务员把苹果切好，桔子剥好，还有蚕豆、玉米花和炸虾片等小吃，给我们端上来，随便吃。我和服务员开玩笑，说吃了这
我们现在的企业界，大多推崇的都是西方管理，讲求法理，追求效率。这本身并没有错，可是一味地讲求法理和效率，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先说效率。在这方面，我觉得西方管理的核心是“器物管理”，是把人当作“物”来管理。比如说生产的流水线，流水线的工人就是一种“物”，工人在这个岗位上，就是做这一种事情，甚至是一种动作，工人不用思考，也不用有思想，只要会动就可以了。但你不能出错，差一秒钟也不行。这种生产实际是把人变成
据《新京报》报道，元旦前夕，革命老区阜平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探访贫困的第一站。阜平迎来了脱贫新机遇，河北各方及相关扶贫机构提供年均3亿元的扶贫资金，是阜平过去20年全部扶贫资金总和的1.5倍。尽管有了钱，但如何花却让当地官员“压力很大”。因为前些年“两种(核桃、大枣)两养(养羊、养牛)”“生态旅游”等项目都搞过，但也都失败了，“越扶越贫”。 无独有偶，温家宝曾三次到访的河北偏桥村也得到集中帮扶，一
在我们这个转型期社会，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惹不起”、“躲不开”的关系。“惹不起”是因为，如果政府没有制约，政府本身的权力就可以自我膨胀到无限大。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政府完全可以口含天宪、言出法随，随时把民企打入非法或违法地带。因为法律由政府解释，部门法由政府制定，解释权在政府手里，执法权在政府手里，司法权也可以由政府任意干涉。天罗地网，疏而不漏，即便你的行为没有违背相关法律条文，政府还
近日国内发布一项调查，里面讲七成的中国人对陌生人采取不信任态度的时候，这里我通过一件小事，说说我在国外生活，陌生人之间是如何信任的。 前不久我打算买一个配件，在网上搜索到底在哪里有该产品的销售时，发现一个特别不起眼的老外网站里面，有人说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很早以前买来以后一直都没有用，所以愿意以便宜的价格出让。于是我去发email确认型号，并得知他住在很远的一个城市。 对方不是网店行为，
社科院最近发布了《中国社会心态蓝皮书》，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官民间不信任度扩大”，二是关于“中国社会总体信任度已跌至合格线（60%）以下”。在解读这一报告时，《中国青年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却以“社会信任下降主因是人们风险意识提高”为题，这种本末倒置的观点出现在如此重要的媒体上不禁令人骇然。十多年信用风险管理的经验告诉我，从来都是信用下降导致风险意识提高和风险管理的强化，而不是风
前两天和一个警察朋友聊天。他说起一件让他很感慨的事情：平常他都是开私家车上下班的，有一次他的车送修，他只好打车上班。这才发现在他家小区门口打车是如此的困难。天寒地冻地足足站了半个多钟头。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每天在小区门口看见打车的人，都摇下车窗问需不需要搭顺风车。一周下来，没有一个人敢坐他的车。“黑车司机有生意做，我白拉，却没人搭理我！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到什么程度了？！”中国人彼此间缺乏最起码的信
宗教、制度和文化帝国主义——美国崛起之偶然与必然 美国始终是带着基督教信仰和理想来到传统的现实世界中的，美国强大的历史不仅是同外部搏斗的历史，也是一部同自身搏斗、不断拯救自身的痛苦历史。它在理想与现实、高尚与卑贱、利他和利己、世俗原则和宗教信仰的冲突中完成了强大。 宗教信仰与美国的崛起 西方文明在经济上是商业性质的，通过商业活动来追求、实现个人和社会幸福是其特征。商业活动追求最大利润，并有一种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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