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13-03-21《中国经贸》3期
中国企业如果购买国外专利技术不得不额外支付更多的成本，这会严重妨碍中国企业搞产业升级的积极性。因此从制度因素看，政府推动经济结构改革与升级的工作方向，只能是户籍农地改革和人民币联系汇率机制改革。
中国产业转型与升级是近十年来中国政府与经济学者一直积极呼吁和倡导的方向。但事实上，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现象在2008年之前一直不明显，而在2009年之后，逐步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流。中国产业转型与升级的主要推动力依然是市场自身力量，政府政策起到助推作用。目前形势看，妨碍城镇化进程的相关政策以及包括人民币联系汇率机制在内金融管制政策条例。
旧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已成共识
中国经济自2001年以来的高速增长依赖于两个因素：加入WTO之后，全球产业链条的制造端向中国搬迁转移，外加人民币联系汇率机制导致的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中国因此成为“世界工厂”；城镇化进程加速，城镇化率从2001年的20%附近一路飙升到2012年的50%，人口向城镇的迁徙在短期内出现爆炸性增长，引发住房需求持续高增长，房地产行业是与国民经济上下游相关性最高的行业，房地产大牛市是中国经济近十年高速增长的最强大引擎。
第一个因素，即中国加入WTO后的外贸高速增长，就其速度和持续时间或许不是特别罕见，但13亿人口如此大的经济体融入全球化浪潮，外贸出口近十年时间以20%速度增长，持续多年的外贸与资本顺差，导致外储从区区不到千亿规模十年增长30多倍，这在世界经济史上较为罕见，甚至引发国内外经济学界持续多年的“全球经济失衡”的探讨。
按道理说，中国外贸顺差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上应该同时表现为资本流动项目下的逆差。即中国出口商品与服务如果不能换得等值的商品与服务，那么就应该直接投资在外国，也即是买了对方的土地、矿藏或者股权，表现在资本项目下就是逆差。但在中国却是相反，资本项目一直表现为顺差，持续十年都是资本流入而非流出。之所以如此，在于人民币实际汇率长期低估，导致外贸顺差积累起来的外汇收入购买美国国债，这等于借钱给美国等国购买本国的商品与资产。中国外储高增长现象，本质上是全民被强制储蓄，而美国能通过债券市场借到如此廉价的资金后，一方面消费刺激经济的模式得以维持，另一方面又通过高效的金融体系运营廉价资金套利。
但从各类生产要素看，以上模式逐渐趋于结束。首先是之前一直看似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供应早开始萎缩了。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这预示着中国劳动力供应总量开始萎缩，中国不可能持续旧有的全球产业链制造端转移基地的模式。其次是转移全球制造业的环境太大太高，中国政府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有意识限制国外简单制造业的搬迁，对于企业而言是工资在内的诸多经营成本的急剧上升。自2009年开始，美国在内的诸多在华外企制造业开始回流本国生产，已经成为潮流，目前趋势非常明显。这预示着持续近十年的全球产业转移引发的中国外贸高速增长，基本趋于尾声。
第二个因素，就是城镇化加速引发的房地产大牛市逐步进入末期。城镇化是人财物在空间集聚的表象，更多是经济繁荣的表象而非原因。但另一方面，人口集中扎堆生活生产，必然对房屋居住需求暴增，这是近十年来中国各大城市房价暴涨的根源，房地产投资持续近十年以30%的高速增长，这必然带动包括钢煤炭、水泥等诸多行业的扩大再生产。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房地产价格一旦暴跌，那么相关行业不得不去库存以削减产能，必然引发宏观经济大跳水，这几乎是任何一个政府挥之不去的噩梦，这也是近十年来中国不断调控房地产的主要原因，也是房价屡调屡涨的根源。但从各方面看，这轮房地产大牛市已到尾声，这包括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等关键因素，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所引发的经济调整最后由哪个产业承担中国经济再次腾飞的引擎，成为目前中国学界热议的话题。
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已悄然进行
所谓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表现在宏观现象上就是国民经济不同发展过程中的龙头行业更换；在企业微观现象上表现为企业提升品牌销售渠道和科技含量以提升效率，摆脱简单劳动力与资金投入获取增长的方式。尽管各方对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普遍忧心忡忡，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2008年之后就已经悄然开始。
首先表现为中国东部沿海出口企业开始借力互联网电子商务力量，开始开拓内部市场。中国东部沿海出口企业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一直与国内大市场相割裂，之所以如此，在于其高度专业化制造分工，从一开始就是与全球产业链制造端转移密切相连，与国内需求没关系。从中国商业法律体系的效率看，东部沿海的强大制造能力，根本不可能从其内部市场生长出来，因为交易成本太高。一个传真发过来，就可以让企业安心生产，而不担忧货款拖欠或者违约问题，这在国内市场中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实体商业环境太恶劣，网络成为降低交易成本的最佳手段，这是电子商务在中国兴起的根本原因。
2012年，阿里巴巴的在线销售额高达1万亿，而同年中国GDP总值也不过是40万亿左右。包括淘宝网在内的国内电子商务，目前各方初步估计解决了近千万人就业，这背后其实就是东部沿海出口制造业和国内市场统一的结果，因为网络数以千万计的电子商务卖家，很大程度是东部沿海出口企业的分销商。电子商务在2011~2012年出现爆炸性增长，这直接拉动了包括物流快递等行业的高速增长。尽管在2012年，中国经济出现增速放缓的现象，包括钢铁、煤炭等传统周期性行业出现经营困难的局面，一些传统制造业中小企业频频关门，但物流快递和运输企业却火爆增长，同比增长高达12%。从趋势上看，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中国电子商务，整合国内大市场与出口企业强大制造能力，是完成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必然之路。所谓经济结构转型，其实早就悄然进行，而主要力量并非政府有意规划，而是万千企业在经济谷底图谋生存的最终结果。
就企业本身而言，增大技术投入以提升效率，摆脱简单劳动力投入以扩大再生产的路径，其实早在各地上演“民工荒”之时就纷纷采取对策。要么是将工厂搬迁到内地，要么收购国际品牌开拓销售渠道，要么增大研发投入或提升固定资产设备。这包括吉利收购沃尔沃，但最典型的应该是台资在内地代工龙头企业富士康的举动，目前富士康已停止在内地招工计划——其实也是低薪下“无工可招”，而改为一百万机器人计划。据报道，目前除了洛阳地区，富士康的机器人项目已经在晋城下线。郭台铭此前表示，2016年，定位为智能化机器人生产基地的山西晋城富士康产值可突破500亿元，“要在5到10年内看到首批完全自动化的工厂，并在数年内通过自动化消除简单重复性的工序。”作为150万雇员的最大代工厂，停止招工而搞机械流水线，对于中国经济产业升级而言有标杆性意义。
改革是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引擎
经济结构转型，是指第三产业取代工业制造业，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第三产业大发展的一个前提是“人”的城镇化，而非简单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因为第三产业是社会分工细化的深入，是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后的需求。目前城镇化率固然高达50%，但大部分进城农民工，在城镇务工经商获取收入后的最终归属，依然在家乡农村，现有户籍制度和集体土地制度依然将农民束缚在农地上。
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依据一定预期而展开的。如果一国大部分人群认为他们不能在城镇扎根落户，那么他们的消费储蓄投资行为，依然围绕农村家乡一亩三分地展开，不可能在城市投入更多。他们的消费实际上被严重抑制住，而同时乡镇地区包括教育医疗等服务设施，由于市场过小不可能集约高效。这样站在宏观角度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趋势，就会发现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改革推进“人的城镇化”进程是最关键的因素。
其次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无论是加大科技研发还是提升资产设备技术含量，目前最便利最高效的途径方式不是自主研发，而是购买欧美日等先进国家的技术专利和设备，只有在对方严格保护和限制技术专利出口的形势下才有必要自主研发。1960~1970年代的日本为进口技术专利和设备花费万亿美元。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点更有意义。但目前人民币联系汇率政策，本质上是以美元为锚的汇率机制，在弱美元走势下人民币实际汇率其实被严重低估，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如果购买国外专利技术不得不额外支付更多的成本，这会严重妨碍中国企业搞产业升级的积极性。因此从制度因素看，政府推动经济结构改革与升级的工作方向，只能是户籍农地改革和人民币联系汇率机制改革。CBU
作者冯鹏程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资本运营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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