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周报特邀 　　傅佩荣，生于1950年代 　　傅佩荣，1950年12月16日生，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专攻宗教哲学。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所教授。 　　亲笔撰述：傅佩荣 　　我在思索过往的人生经验时，说话与金钱是浮在表面上的两个标题。这是怎么回事呢？先谈“说话”这件事。 　　关于说话 　　我在八岁时，搬来一家邻居，有个小孩说话口吃。他一开口，每个字都要重复五、六次，样子与声音都显得滑稽，旁边看到及听到的人忍不住都笑了。我既不懂事又很调皮，模仿他说话，没想到一学就会，从此自己也成了口吃。 　　从八岁到十七岁，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二年级，我在上课时没有办法说出完整的一句话。老师与同学都笑翻了，这使我深感自卑，只好钻进书本中拚命念书，因而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同学们看我成绩好，但并不羡慕，他们说：“他口吃那么惨，就让他考第一吧！” 　　口吃的痛苦不足为外人道，我从不敢想象未来，因为前景一片漆黑。当时如果有算命师告诉我，“年轻人不要担心，你将来会靠说话维生。”那么我的苦恼或许可以纾解，只要还有一点希望，任何苦难都不会让人窒息。但是，我在别人正是青春的灿烂岁月，已经体验了绝望的深渊。 　　这样过了九年。高二时一位老师让我报名参加一个民间的“口吃矫正班”，为期二个月，训练我如何调节呼吸、松弛心情、练习发声、缓缓道来。从此以后，口吃逐渐改善，但是真正摆脱这个毛病，是在大学毕业以后。能够站上讲台自由抒发议论，则是我念完耶鲁博士之后的事了。耶鲁四年所受的苦，绝对超过口吃九年，但这时是出于自觉的选择，并且有着明确的目标。尼采说：“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活，他就能够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关于工作 　　人生两大痛苦造就了我。 　　早年的口吃使我特别珍惜说话的机会。长期的“只能听，不能说”，使我体认了“怎么说，别人才愿意听，才听得懂”。我教的是哲学，让别人听不懂是很正常的事，但我努力让人听懂我在说什么。我经常使用比喻、故事、案例、笑话，原因即在于此。 　　同时，长期以来闭门读书的习惯，使我勤于思考与写作。 　　我出版的书超过百种，总字数不只一千万字，其中由英文译为中文的超过二百万字。 　　具体而言，我这一生主要做了五件事，就是：研究、教学、写作、演讲、翻译。这五件事的同构型很高，所需要的条件是：专注深入与清楚表达。这两个条件都与我年少时的口吃有关。苦与乐之间，关系实在奥妙。 　　我现在不论上课或演讲，首先要求的就是“好的麦克风”。给我一个好的音响设备，我就说出自己最完整的学习心得。从前最怕说话的人，现在一有机会就不免雀跃。这种雀跃同时也与下一段所要谈论的“金钱”有关。 　　关于金钱 　　我再过两年就满六十五岁，要从台大哲学系退休了。这一路走来，没有离开过学校，说什么也与金钱扯不上关系。但这里面还是有一点故事可说。 　　我的父亲是灯塔管理员，我有七个兄弟姐妹。母亲从事一些农村副业，再怎么省吃俭用，一家人也仅是温饱。还记得小时候每逢开学之前，母亲总在盘算要向谁借钱周转。 　　我在小学毕业之后，被送到教会学校读中学。正如我在上文说过的，我总是考第一名，奖学金抵免了我的学费。从此一路念到博士，我都不必父母花钱。 　　我在台大念完硕士，服了两年兵役，回哲学系担任讲师。 　　由于当时的文学院长的推荐，我申请到哈佛燕京社的奖学金，赴耶鲁念博士，专攻宗教哲学，四年完成学位。教书的待遇有限，我很早就以翻译为副业，再延伸到写作，最多的时候同时为四报五刊写专栏，几乎每天要写二三千字。 　　我好不容易存了一些钱，但一再遇上朋友向我“借钱不还”的困境。 　　不是朋友，不会开口向我借钱。借钱之后呢？ 　　我在念书方面很认真，但对于金钱则粗枝大叶，显得十分幼稚。借钱的朋友失业了，我对他说别急，慢慢来；从此了无音讯。 　　另一个朋友说他分到财产时会还钱；我说别急，别这么说，以后我不打电话就是了。幸好我学过《老子》的“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就是手上拿了借据，但从不向人要债。 　　如果这时有算命师告诉我，“别担心，你以后会靠演讲赚回这些钱。”那么我的痛苦也将化解于无形。但是没有人告诉我这些。 　　我赚的每一块钱都是自己用时间用心血换来的，因此，被骗的懊恼常使我对人性感到茫然不解。还好，我未曾真正失望，我依然肯定儒家所说的“人性是向善的”。 　　人只能自求多福，并且“天助自助者”。 　　2006年起，我有机会在大陆阐扬国学，先后在山东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台、东方卫视台等传媒上介绍国学，还幸获《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所主办的“2008年文化类风云人物”。 　　可以想见，我从此有了不少讲课的机会。我清楚分辨“目的”与“结果”。我演讲的“目的”是介绍及推广国学中的价值观，要使优秀的中国文化传承及发展下去。 　　至于随着演讲而来的“结果”则是金钱报酬，我前此被一些朋友“借而不还”的金钱，现在已经不再构成困扰了。 　　我很庆幸自己从来不曾对人摆出债主的嘴脸，因为我与金钱之间也实在没有什么紧密的关联，“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只要基本生活过得去，金钱只是为我服务的工具而已。它可以免除我的烦恼，但不足以增益我的心灵。 　　我的心灵因而更为自由，可以继续走在“好学、深思、力行”的路上。由此看来，不管在任何时代，我都可以算是幸运的人，我为此深深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