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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中国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吗?
2016-01-20 4301

二战后的70多年来,全球上百个非发达经济体只有12个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其经验证明,只有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才能突破陷阱: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高素质的人口;对发达经济体开放。对照来看,中国完全具备跨越陷阱的可能,但必须在三个方面继续努力:调整结构稳定增速,加快改革,开放升级。

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大背景下,社会各界对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表示了各种各样的担忧。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2006年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的水平后,始终难以从中等收入国家毕业,从而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即人均GDP突破12000美元的关口。

当前,中国人均GDP在7500美元左右,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实现“两个百年”战略部署(20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49年即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步。

 哪些国家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

纵观二战后70年的世界经济史,全球上百个非发达经济体中,只有12个经济体实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其中包括5个东亚国家和地区,即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5个欧洲国家,即西班牙、葡萄牙、塞浦路斯、希腊、马尔他;以及中东的以色列和阿曼。

其他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各国,或者是始终处在贫困国家水平线之下,或者是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如人均GDP达到8000-11000美元之后,始终徘徊,没有突破。

突破陷阱的三个充分必要条件

到底哪些因素导致这12个国家和地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而剩下来的国家却没有实现跨越?最近,我和以前指导的清华大学博士生、现任中央财经大学助理教授的伏霖进行了合作研究,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梳理。

我们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时,一个国家才可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相反,只要其中一个条件无法满足,就无法实现突破。那么,这三个条件是什么呢?

其一是稳定的、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这首先指的是政府必须要稳定,政府可以换届,如从保守党转变为工党,但是换届不应该带来社会的动荡,一个值得参考的案例是泰国。泰国近年的经济增长之所以出现停滞,就是因为政治内讧,红衫军和黄衫军长期执着于街头政治。显而易见,这样的政府连基本的经济生活都无法维系,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更是无从谈起。

政府不仅要稳定,而且要系统推行能够维系经济增长的政策,其中既包括释放市场经济活力的基本政策,如法治和基本的监管,更包括一系列能够维系经济增长的干预性政策,比如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医疗和住房政策,以及消灭贫困的基本福利性政策。在这方面,印度就是反例。虽然印度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制国家,政治也基本稳定,但长期以来,印度政府的政策是反市场经济的。时至今日,印度仍然有1/3的人口享受粮食补贴,政府也长期对能源价格进行补贴,因此,当下全球原油价格低迷,印度就处于好光景,而这一趋势一旦逆转,印度公共财政乃至宏观经济又将陷入艰难的境地。

其二是高素质的人口。要满足这一条件,首先要保证基本的公共卫生,其次要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公共卫生服务的效用在于,保证常住和流动人口的健康,以便其更多地参与市场经济,使得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劳动参与率是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大幅度提高了基本健康水平,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不到40岁上升到了1979年的57岁,这也为此后30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而没有基本的公共健康保证,劳动效率将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在印度等国,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原因非常之多,其中不可否认的一条就是建筑工人的效率。这种效率低下和他们基本劳动力的健康水平密切相关。我曾经去印度调研,发现中国的建筑公司不愿意雇佣当地劳工,主要原因是其体力明显比不上中国劳工。

高素质人口更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要满足一定的受教育水平。中国经过1949年后30年的努力,成人文盲率大幅下降,当前已经降到4%,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普及,高等教育机构的毛入学率达到25%以上。相比之下,印度仍然有30%的文盲率,这会直接影响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很多基本的现代工作岗位难以雇佣文盲劳工。

其三是对发达经济体开放。日本的经济学家曾经发现经济发展的雁阵模式,那就是,一群国家中首先有个别国家起飞,然后再带动邻国。我们更加仔细地研究了这一现象,发现这并不完全成立,因为也有例外,比如以色列,其实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但邻国中并没有发达国家。

我们认为,这种雁阵模式背后的机理是,一个经济体要发展,必须要对发达国家开放,而邻国之间一般是经济开放的。具体说来,要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一个国家必须与经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的交往,该国的技术水平、商业理念、社会意识由此会不自觉地向发达国家靠拢,其收入水平和生产效率也会不断提高。以色列的主要贸易投资伙伴是欧洲和美国,日本曾经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韩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和日本;在欧洲,爱尔兰和西班牙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其他发达的西欧国家,这自然而然就使得这些经济体不断学习发达国家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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