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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周恩来陪金日成游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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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学术界关于朝鲜半岛历史似有两大显学：一是北朝鲜政权研究；一是韩国史论研究。但时移世易，风向亦趋逆转，中朝友谊亿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近20年来，当意识形态的光环逊位于国家利益，中朝唇齿相连的赞誉已成为一种传说，当年汗牛充栋、韦编三绝的金日成亲华爱华的历史文献，还能存留下来不失价值的，恐怕多是那些事儿因人论人因事论事的考证罢。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巴基斯坦，这个与中国社会制度迥然不同的国家，自中巴结盟以来，直到今天，与中国的感情远超于意识形态而全天候亲密友好，患难与共、知恩图报，不离不弃。
这是很多人都很迷惑的地方。不同的社会制度，为何巴基斯坦是我们的巴铁？而同一社会主义阵营的中朝关系，曾经用鲜血凝成的友谊，为何到了今天却同床异梦，隔阂日益加深了呢？
客观的说，提到这个课题，少不了谈及中国的曾经掌舵人邓小平与他们的情感变迁史。
回顾邓小平的一生,就笔者考证所及,他无论在朝鲜半岛北方,还是南方,都曾受到人们的无比的尊敬。他一生也确实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邓小平也曾身体力行，为巩固与发展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精心培育的中朝友谊而不竭余力。
他一生四次访朝，四次赴朝意义各不同。第一次去平壤是1962年,他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不是中共中央主席）,奉命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朝鲜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热情的款待。金日成单独会见了他,在与他举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中建立了私人感情；第二次去平壤是秘密之行,那是1964年春天,赫鲁晓夫已经下台,苏共召开了三月会议,如何看待苏共的走向,是摆在各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问题。此次访朝与金日成交换意见，尽管分歧严重，但不足影响两国深刻的友谊；第三次访朝则是邓的再度复出，时间是1978年9月9日,是朝鲜国庆30周年,亦是毛泽东逝世两周年纪念日，当时，金日成很重视邓小平的来访,活动中一直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更重要的是,在大型活动结束后,金日成特别提出,希望与邓小平单独会谈,目的是在中国领导政权交接之际巩固中朝关系。为此，在金日成的苦心安排下，邓在咸兴受到8万群众的夹道欢迎！1982年4月,邓和胡耀邦访问朝鲜,表明中国高度重视与朝鲜的传统友谊，定格为“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时邓小平已78岁高龄,亦是他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此后，两国关系日见微妙。标志性事件是中韩关系开始出现解冻与接触，不过，凡有较大的行动，中国给足朝鲜面子，邓小平都责成外交部主动向朝方解释与通报。
1992年中国与韩国谈判建交前夕，苏联和东欧发生巨变，金日成权衡利弊决定最后一次正式访华,除北京外,还去了山东、南京。当时邓小平已辞去要职，因年事日高,早已不再会见外国客人,但对金日成访华仍是高度重视，他还是破例会见，以修补两国裂痕。
没料到，会谈表面上取得是建设性发展，实际上关系更趋恶化。因为韩国当时是亚洲惟一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邓小平为了改革开放，为了更好的解决台湾问题，决定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这个消息对金日成是一个毁灭性地羞辱。
金日成要面子更要里子，他不得不向邓强硬交涉:“既然你想和我们的共同的敌人韩国建立外交关系，那么朝鲜可以和中国的敌人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吗？”邓小平很强硬:“你们要是和台湾建交那么中朝则断交！”
可以想象，两国关系恶化到何种田地。反对归反对，中韩建交摆上日程，势在必行。但如何向朝方通报，却颇费斟酌。中共经过反复权衡，决定以转达总书记口信的方式，派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的钱其琛前往平壤向金日成当面通报。钱见到金后，金态度异常冷淡与震怒。事后，扬言要在台北设立办事处等报复措施。金还指责中国“抗美援朝”是假，“保家卫国”是真。总之，金日成认为自己的国家被中国出卖和玩弄了。
而韩国对邓的行动赞不绝口。自中国打开国门后，韩国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黑猫白猫”理论,赞赏邓把中国推向改革开放的道路，甚至有人还专门研究邓小平的理论著作。中韩建交后,卢泰愚总统访问中国,首先就提出希望拜会与请教邓小平的治国理念。
至此，朝鲜对华关系一日千丈。金正日接班伊始，中朝关系更是雪上加霜。朝鲜人当时很难接受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及中韩建交事宜。金正日乃至扬言，一旦朝鲜爆发战争，周边大国将无一幸免。这到底是在威胁美国还是威胁中国？金氏对华关系，不言而喻！
随后，报复出炉。
尽管如此，金正日每次来中国正式或非正式访问，我们照样为他举行盛大欢迎仪式，要粮给粮，要钱给钱；同样，中国重要领导人访朝，对方亦是高规格万人接待，“中朝友谊万岁”呼声依旧响彻云霄。那架势，两国关系似乎仍是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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