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投资家联合会执行主席孙飞：解决中国经济短期困境三驾马车必不可少
据粗略统计，自今年7月以来，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堪称大手笔的投资计划，地方投资总额目前已经超过7万亿元。对此，有人忧虑这次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投资潮会再次让资产泡沫加剧，而如果继续采用地方平台贷的方式，可能也会积聚金融风险。
四年前，中央政府为渡过金融危机难关推出“四万亿”方案；四年后，地方政府为防止经济增速下滑，启动了“升级版”的刺激计划。据粗略统计，自今年7月以来，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堪称大手笔的投资计划，地方投资总额目前已经超过7万亿元。
面对着一场如此集中且规模庞大的新一轮投资盛宴，一些市场人士指出，这次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投资潮是否会再次让资产泡沫加剧？此外，如果继续采用地方平台贷的方式，是否会积聚金融风险？
地方投资必要且实际
与几年前金融危机时期的“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不同的是，此轮投资由各地方政府主导进行。
“在国际经济环境极其不确定、国内宏观数据下滑态势明显的情况下，通过政策的调整，遏制经济的下滑，对于将速度放在一个异乎寻常重要地位的中国而言，这种政策的调整是可以得到理解的。”经济学家、知名财经评论员马光远告诉中国商报记者。
摩根斯坦利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乔虹此前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从上半年的数据看，中国经济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中国经济要面临的长期问题，但短期的危机也要解决，因此，重新启动刺激政策是必要且实际的。不能将长短期问题进行混淆。
不过，马光远认为，再次提出稳增长首要是稳投资的思路，这种政策思路一方面会造成了房地产再次逆势回暖；另一方面，抑制了很久的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再次井喷，一些地方再次提出了宏大而吓人的投资计划。
在谈到如何看待新一轮投资所引发的资产泡沫问题时，中国企业海外发展中心主任、国际金融投资家联合会执行主席孙飞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个泡沫应该不会迅速膨胀，因为地方投资从规划到落实还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周期。
要解决中国经济短期所面临的困境，孙飞坦言，三驾马车都是必不可少的，投资一定是要继续进行的。但要抑制投资所引发的资产泡沫化，一方面要减少国有资本的直接投资，减少大量银行信贷造成的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要放松垄断的管制，尽可能多地引入民营资本、外资进行股权投资，让其发挥出更大的监督作用。
不能任由地方“大跃进”
2008年，就全国而言，国家出台4万亿元投资规划，而如今仅仅几个地方省份的投资就达到当时全国规模，岂不是坐了火箭？
在马光远看来，中国经济从去年以来连续6个季度的下滑绝非短期现象，更非欧债等外部因素导致的结果，而是中国经济发展30多年来真正的转折点的到来，依靠投资、依靠出口、依靠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马光远认为，四年前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已经证明，不进行深层改革和结构调整的任何稳增长措施只能见效于一时，在政策的药效消耗殆尽之后，没有抓住时机进行调整的整体经济将再次陷入低迷，并且会由于贻误调整的时机而让问题更加严重。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马光远坦言，比经济下滑更危险的是警惕地方政府在“稳增长”的烟雾弹下，再次拿出庞大的投资计划，将政绩留给自己，将债务留给银行和后人。
过去几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地方配套投资高达18万亿，短短两年时间就使得地方债务飙升至10万亿，而很多地方上马的项目，即使现在来看，也基本还债无望，很可能引发不容乐观的银行坏账。在今年稳增长的情况下，如果再次听任地方随意涂鸦，债务黑洞则会越积越大。这对于银行而言，无疑是一个灾难。
此外，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如果任凭地方
投资“大跃进”，显然隐忧多多。一方面GDP崇拜症将借经济下滑“重新发作”，经济下滑反而绑架了经济政策，使其不能保持长期理性发展；另一方面，产能过剩现象明显。近年来，不少领域出现产能过剩，加之地方各自为阵，缺乏统筹安排，系统协调，重复建设不可避免。
但与国内市场人士的各种担忧有所不同的是，高盛中国区经济学家宋宇此前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经济是要转型是要调整结构，但是眼前的经济难关还是要渡过，在三驾马车中消费和出口非常疲弱的情况下，投资拉动是很重要的方式之一。这就好比一个人身体已经存在健康隐患了，虽然要调整饮食结构，但并不意味着要让他吃不饱饭。
摩根斯坦利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乔虹告诉中国商报记者，中国经济在飞速发展过程中，在此期间投资基建的意义不能以静止的眼光看。几年前，中国大力修建高速公路之初曾被很多人质疑空置浪费问题，但现在反而有声音开始抱怨当初为什么不多修建一些高速。
“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诸如北京目前拥挤的交通状况等都可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来完善，如果将堵在路上的时间转化为工作、休息的时间，这种效率的提升将会带动幸福指数的提升，谁能说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是没有意义的？”乔虹如是分析。
地方债不会爆发系统性风险
区别于上次“四万亿” 主要通过政府财政与银行融资支撑的资金来源，这次地方启动的基础建设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央财政，第二部分是来自于地方融资平台，第三部分是部分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其他资本的引入。
通常来说，地方融资平台这块往往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担心的焦点在于地方政府拿什么还债。
“实际上，这种担心还是轻视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在能力，虽然单位投资收益以年为单位来看并不是十分明显，虽然大量的投资短期会带来泡沫。但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却不是短期可以估量出来的。我们看看今天的高速、高铁上输送的大量车流和人流所带动的经济发展，就会感叹过去几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意义是多么重大。”银河期货首席宏观经济顾问付鹏坦言。
此外，在谈到近些年不断上升的地方债务风险该如何化解时，孙飞告诉中国商报记者，“地方债务不会爆发系统性风险，随着经济增速下滑，通胀预期降低，房价逐渐回归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发债的风险反而比之前要小。”
孙飞认为，对于债务风险的控制，政府要做好总量的控制，要及时设置风险防火墙，要评估项目本身的现金流是否充裕，贷款后是否具备还款能力等。
孙飞表示，中国的城镇化从52.8%到70%之间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这意味着地方的投融资及相关建设将面临常态化。在此过程中，地方融资应该要多管道并驾齐驱，除了传统的平台贷、发债等，还要考虑相关产业基金、信托基金等，要多种融资手段并驾齐驱、投资者自担风险的同时，也能有效地监督项目的质量。
谈到如何化解地方债务危机，付鹏告诉中国商报记者，可以通过地方债务金融化来规范地方债务。“中央可发债，地方政府也可以发行正规债券，这样一方面可以给国内的民间资本找到一个新的投资方向；另外，对于巨额的社保基金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稳定的投资渠道。”
付鹏认为，要搭建顺畅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发债平台，随着高收益债券市场的放开，一些资金的配置关系就可以产生了。这样一来，资金在寻找安全收益的项目时，除了第一个想到国债，一些优质的地方基建项目也应该是可行的。例如长沙，就可以发行地方公路债。
综上来看，虽然地方债务整体还处于一个可控范围，但随着未来几年短期债务的到期，地方政府将迎来偿债高峰。届时，流动性风险将会成为重要风险。作为偿还的主要来源的土地出让收入，在房
地产调控的压力下，土地出让收入会大幅下降。在当前环境下，拓展信贷之外的融资渠道、盘活现有资产成为地方政府的应急选择。
记者 白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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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飛教授字彬桓（孙菲）：著名经济学家、金融信托基金专家、投资银行家、国际金融投资家联合会执行主席、国际私募股权投资联盟执行主席、中国风险投资协会执行会长、中国国际经济技术金融投资委员主席、中国企业海外发展中心主任、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院长、公学网、中国国际招商引智网首席经济学家、国际财务策划标准联盟协会副主席、世界资本市场控股集团副董事长、美国运通投资银行副董事长、中国国际资本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国投基金管理集团董事长、昊朗体育控股集团执行董事、美国成功证券公司副董事长、常青藤资本集团合伙委员会主席、中体运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中国智谷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投华瑞投资基金管理集团董事长、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