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许多制造企业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也没挣到多少利润。卓尔不生产任何东西，只是为批发商和制造商提供服务，做公用物业的提供商和服务商，却实现了杠杆式增长。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卓尔的成功，为德鲁克的理论找到了一个生动的注解。
丰饶经济时代需要打通“梗塞”
大多数企业在产业中的价值无外乎两种：产品制造链和商品流通链。在稀缺经济时代，掌握价值链核心的是制造企业，他们在产品制造链——商品流通链的正向价值转移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也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
但在丰饶经济时代，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能顺畅地流通到市场上去，产品流通链出现了“梗塞”。产品从制造端出来后，不能进入销售流通环节，就不具有价格、品牌等商品属性。而且，在制造端，衡量一件产品价值的是成本。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大量企业都位于产品制造链，因没有营销能力，不善于做渠道和品牌，他们往往通过代工等方式成为国外知名品牌的加工者。由于利润微薄，他们需要不断优化生产线、加强生产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求获得更多的收益。
即使如此，处于产品制造链的企业仍然只能获得微薄的利润。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卓尔从汉口北批发第一城这一渠道端切入产业链，通过为批发商和制造商提供服务，试图打通制造和流通之间的壁垒，帮助大量过剩的中国制造找到市场。
不仅如此，卓尔还以市场需求为资源，吸引产业链上游企业的合作，在批发市场周边为制造企业提供标准化厂房，吸纳制造企业入驻，为汉口北批发市场提供产业支撑。没有产业做支撑，商品价格就降不下来，商品形态就无法升级，同时也无法为市场量身订做产品。
企业搭平台更易降低交易成本
迄今为止，地方政府仍然是招商引资的主体。为追求招商引资业绩，政府许诺给企业宽松的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甚至环保政策，导致部分地区产生了单位土地利用率不高的情况，甚至还引进了不少高资源消耗、高污染产业，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此外，地方政府领导人的更换，可能还会突然拔掉输送给企业能量的“插头”，一些企业不堪忍受较高的隐性成本，而又面临再次迁移。
卓尔所开发的三大公用物业项目，实际上搭建了三个招商引资平台。与政府搭建引资平台不同的是，卓尔是完全按照市场契约办事，不会像政府那样来回“翻烧饼”。另外，卓尔除为企业提供食宿、物流等基础服务外，还为企业提供融资、信息、法律等非基础服务，最大程度地围绕企业需求提供服务，降低批发商和制造商的外部经营成本。
众所周知，批发商和制造商可以自行控制其内部经营成本，并转移到产品价格中去；而外部成本他们自己无法控制，且难以持续、稳定地转移到产品中。卓尔完全按照市场规则办事，能够提高招商政策的稳定性和批发商、制造商对利润的预期，比政府一味强调“政策”招商的效果要好。
较低的外部经营成本和较高的预期报酬，吸引了大批批发商和制造商向第一企业社区、汉口北批发第一城和卓尔生态工业城聚集，这种集聚过程又产生了“自增强效应”，吸引更多的批发商和制造商向卓尔集聚，从而培育了一种商户集聚的良性循环和商业交易的良好氛围，即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商业生态。
拥有了人气，平台经济便拥抱了未来
卓尔认为，只有整合企业边界之外的资源，聚集足够多的人气，才能成倍地放大创造财富的时间和能力，让企业迅速实现杠杆式增长。为此，卓尔为众多批发商和制造商搭建了一个多接口的开放性盈利平台，而且设置了非常低的门槛和进入成本，以便留给企业更多的流动资金进行经营。
显然，低门槛和低成本会降低卓尔的赢利能力。为解决这个难题，卓尔将价值链延伸到为企业和商户提供餐饮、住宿、展示、包装等服务上。实际上，卓尔极力想做的是一种“平台经济”，让商户和企业以较低的门槛进来，培养和积聚人气，人气起来之后，再挣延伸服务的钱。
如今，搭建平台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模式，如上海世博会、四川糖烟酒会、北京中国国际服装展览会等。通过将各利益相关者集聚起来，可以帮助制造企业找到销路、创建品牌，带动包装、传媒、策划、设计等产业的发展，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共赢。
卓尔将众多的批发商集聚在汉口北批发第一城内，可以为众多的中部制造、湖北制造找到销路；为二级批发商或零售商提供更多的产品选择，制造“竞争收益”；帮助商户建立良好的道德信用，否则二级批发商或零售商就会“用脚投票”，转而与其他商户进行交易；可以了解新的商品消费趋势和生产工艺，感受行业发展的步伐。
对于商业而言，没有比聚集人气更重要的了。但聚集人气需要低交易成本和低门槛。未来，卓尔成功的关键仍在于以尽可能低的门槛聚集人气。可以说，拥有了人气，平台经济便拥抱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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