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番人民币入篮并非一劳永逸之事。要真正成为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国际关键货币，中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也还有许多困难要解决。其中包括：第一，逐步调整人民币国际化的货币基础。一方面需要将国家外汇储备思维转向国家外汇资产思维，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加快运用外汇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缓解超额外汇储备的状况；另一方面，将人民币国际化的资产支持机制从外汇资产转向海外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第二，加快货币政策调控体系的改革。第三，加快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第四，加快发展资本市场。第五，加快信息公开披露制度的建设。第六，强化金融风险的管控。

■在人民币入篮后，有效协调人民币币值在境内外的稳定，运用好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就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充分考虑和实时关注的政策重点。由此，必然促使中国的货币政策从中国境内延伸到境内外统筹协调，更加具有国际性。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大为提高，但同时也历练和提高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化水平，使其与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要求相契合。

□ 王国刚

迈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新步伐

在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中，国际货币的选择权直接关系着相关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协调，因此至关重要。所谓国际货币的选择权，是指作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其他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主要货币（即关键货币）至少应有两种以上，以供介入国际交易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自由选择。

从18世纪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看，在贵金属复本位条件下，交易各国既可选择黄金为交易货币也可选择白银为交易货币；在金本位（包括金汇兑本位）条件下，交易各国既可选择黄金为交易货币，也可选择代金券（即具有法定兑换黄金的纸币）。在英镑为国际货币的时期，1英镑纸币有着法定的对应重量的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安排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这些安排实际上给了交易各国以货币选择权。从维护国际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来看，在有两种以上货币可选择的条件下，交易各国倾向于选择有利于维护自己权益的国际货币展开交易，由此，在时间持续的过程中，将迫使币值不稳（甚至不断贬值）的国际货币在货币竞争中努力提高自己的稳定性（否则，将面临退出国际货币职能的命运）。各国在国际市场中的货币选择权实际上是市场经济赋予交易各方充分选择权贯彻在货币领域的具体表现。市场价格在竞争中趋于稳定，同理，国际货币的币值也在竞争中趋于稳定。

1971年8月，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由此，结束了多种国际核心货币的体系和固定汇率制度，拉开了单一国际核心货币的序幕。1976年1月的协议，确认了浮动汇率合法性、黄金的非货币化，提高了SDR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地位，由此使得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存在的国际货币选择权转变为美元独霸的单一货币体系。在这种单一的核心国际货币体系下，一方面除美国之外的其他绝大多数国家丧失了国际货币的选择权，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只能接受以美元为核心的既定价格，再无通过国际货币的选择来约束以美元定价各种商品的可能；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浮动汇率机制的安排，可以根据本国的需要随意地发行美元等货币，可以在无约束的条件下不再顾忌美元等货币投放对国际经济变动趋势的影响程度。尽管在当时条件下，还有英镑、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日元等国际货币可供选择，但这些国际货币以美元为核心、随着美元币值的变动而浮动，同时，这些国家中的任一国家的经济体量都难以支撑快速扩大的国际经济贸易规模、资本流动规模和金融交易规模，由此，美元“一币独霸”的格局不断延续。

如果要对美元的币值状况进行客观的符合市场机制的评价，最为有效的标尺也许还是回到每盎司黄金的美元价格。在1971年8月之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是直接与黄金挂钩的。2011年9月6日，每盎司黄金达到历史最高价1912美元，按此计算，1美元的黄金价值下跌了54.63倍，即此时的1美元与1971年8月前相比，不足2美分。近期，黄金的美元价格大致在每盎司1000美元至1100美元之间波动，以此计算，与1971年8月之前美元含金量相比，近期的1美元的含金量已不足4美分。由此，既可看出美元的贬值程度以及美国因此所得到的货币税数量，又可看出世界各国和地区（除美国外）因美元贬值所给美国输送的利益。

1999年欧元问世以后，美元独霸国际经济领域的格局受到严重挑战，引发了美元和欧元之间的诸多明争暗斗。但因信用货币实质上是由对应国家的财政机制予以支持的，欧元缺乏这一机制安排，所以，底气严重不足。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屡屡陷入债务危机的困境和经济衰退的困境，欧元走软也就在所难免。在此背景下，随着美国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美元再次坚挺，其独霸国际经济领域的势头走强。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有着足够的经济体量，这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关键货币奠立了重要的经济基础；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家财政实力雄厚且信用不断强化，这为人民币的国际信用增强提供了良好的国家财力支持；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给国际经济领域的各方交易者提供了一个稳值（乃至升值）货币的选择机遇。在这些条件下，人民币入篮不仅将给国际货币体系注入新的活力，而且将给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的改革带来新的机制。2015年11月30日，在IMF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之后，中国人民银行表态强调：人民币加入SDR有助于增强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方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加快推动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贡献。12月1日，在人民币入篮有关情况吹风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强调：“我国货物贸易还有比较大的顺差，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FDI和ODI都是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也非常充裕。这些因素决定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由此，弱化了国际社会中关于入篮后人民币重蹈美元持续走软旧路的担心。

主权货币是一国的一张名片。人民币入篮在美、欧、日、英等发达国家货币构成的SDR篮子中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因素，这既为提高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创造了条件，也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提供了必要的路径。由此，在国际货币体系运行和改革发展中将更加充分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推进中国经济金融的国际化

媒介交易和价值贮藏是货币的两个基本功能。人民币入篮标志着人民币加入了国际关键货币的俱乐部，它的国际信用能力明显强化。这不仅有利于加快推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其他国际经济活动中更加充分地发挥交易货币（从而标价货币、结算货币等）的功能，而且有利于推进人民币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由此，既将大大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也将大大加快中国经济金融国际化的进程。具体来看：

第一，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是中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长期来，中国的货币政策侧重保持人民币在境内的币值稳定，为此，各项政策和措施也大多集中于此。在人民币入篮后，有效协调人民币币值在境内外的稳定，运用好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就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充分考虑和实时关注的政策重点。由此，必然促使中国的货币政策从中国境内延伸到境内外统筹协调，更加具有国际性。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大为提高，但同时也历练和提高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化水平，使其与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要求相契合。

第二，人民币将成为国际市场交易中的重要货币。人民币入篮后，与此前相比，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其他国际经济活动中以人民币为标价货币和交易货币的空间和可能性大为提高，由此，对中方机构而言，可用人民币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省去了原先在汇兑方面的一系列手续和成本。从经常项看，中国出口的产品、服务、收益汇出等使用人民币更加便利。从资本和金融项看，运用人民币进行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交易也将成为可能。从居民个人出境旅游消费和出国就学等方面看，人民币与所在国主权货币的兑换点（如机场、银行和兑换所等）将明显增加，兑换手续更加方便。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币值受到中国境内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由此，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人民币介入交易的条件下将更多地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中国在这些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方面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将进一步提高。

第三，人民币将成为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因素。人民币入篮，一方面将大大加快以人民币标价的国际金融产品创新，使得国际金融市场中增加了各种人民币金融产品，这将有利于中国境内资金以更加方便的方式直接进入国际金融市场，推进中资金融机构充分运用境内外两个金融市场展开相关投资和金融交易，提高资产在国际的配置水平；另一方面，将大大加快离岸人民币交易市场的发展，推进境内外人民币汇价水平的协调、境内外金融产品定价和交易价格的协调，提高中国经济走势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再一方面，将大大促进境内中资机构（包括实体企业和金融机构）在海外发行人民币证券（如债券、股票和其他证券）的可行程度，拓宽中资机构利用国际金融市场展开金融创新的空间。

第四，人民币将成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货币。“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恢宏且深远的构想，它的实施仅靠中国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远为不足的。人民币入篮后，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可以更多地运用人民币展开相关项目投资和金融运作；同时，由于人民币以稳值（乃至升值）货币趋势迈入国际货币市场，这将使更多的沿线国家和地区乐于接受人民币，由此，将缓解投资建设资金的不足，支持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更多的经济社会福祉。

第五，推进境内金融机构的业务转型和金融创新。在上述条件下，境内中资金融机构在顺应人民币入篮的过程中，将进一步强化资产、业务和服务在境内外的布局，借助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影响力和通道，展开相关金融创新，历练和提高国际金融运作团队，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动态，展开相关金融交易和服务，从而，提高自己的国际化程度，既为境内服务对象提供境外金融业务服务，又为境外服务对象提供境内金融业务服务。在这一过程中，中资金融机构将逐步地发展成国际性金融机构。

深化货币金融的体制机制改革

人民币入篮给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直面这些新挑战，深化货币金融的体制机制改革，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尤其是考虑到，IFM对SDR货币篮子每隔5年进行一轮新的评估，已进入SDR货币篮子的主权货币达不到规定条件的可能“出篮”，新的达到SDR货币篮子条件的主权货币将“入篮”，因此，此番人民币入篮并非一劳永逸之事。要真正成为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国际关键货币，中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也还有许多困难要解决。其中包括：

第一，逐步调整人民币国际化的货币基础。近年来，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但境外的国家和地区、企业和居民个人等之所以接受人民币，除了人民币是一个币值上升的货币外，一个基本原因在于，中国有着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由此，中国实际上陷入了一个币值矛盾之中，即我们不断将升值的货币向境外输送，手中却留着巨额的贬值货币，这种情形长久下去，将引致中国利益的严重损失。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需要将国家外汇储备思维转向国家外汇资产思维，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加快运用外汇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缓解超额外汇储备的状况；另一方面，将人民币国际化的资产支持机制从外汇资产转向海外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

第二，加快货币政策调控体系的改革。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建立在运用行政机制直接调控的基础上，新增贷款规模管控、存贷款基准利率管控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机制等是常用手段，但这些机制并不符合市场机制的要求；另一方面，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央行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及其机制，我们迄今尚未有效形成，也缺乏相关的调控经验；再一方面，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在更大程度上依然建立在以金融机构为对象的基础上，将金融市场作为调控重心的工作还在探讨中。这些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是人民币入篮后必须加快的重要内容。

第三，加快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中国金融监管实行的行政性分业监管模式，它以金融机构为主要监管对象，主要运用行政机制予以实施，监管的范围涉及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方方面面，而且在政策影响下，不时变动监管的重点。人民币入篮要求中国的金融监管机制与国际接轨，一方面应充分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准许各类市场主体在负面清单之外平等地进入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应从机构监管为主转向功能监管（或业务监管）为主转变，推进各类金融监管之间的有效协调；再一方面，应从贯彻政策要求转变为依法监管，坚决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的金融行为，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四，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中国金融以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机制所形成的间接金融为特点，直接金融所占比重不高。这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要求形成明显反差。在人民币入篮后，境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企业和个人持有的人民币，除了通过存款等机制回流中国境内外，主要通过投资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各类金融产品回流中国。如果缺乏足够的投资品种和金融产品规模，则这些境外主体将不愿意持有人民币，人民币入篮的国际效应就将严重降低，为此，需要加快中国资本市场的金融产品（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资产证券化证券和股票等）的品种、规模和市场层次的发展。与此同时，需要加快相关金融市场中介机制（如咨询公司、评级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和信息服务公司等）的发展。

毫无疑问，人民币入篮并不直接要求中国的资本与金融账户全面对外开放，但这一账户（尤其是金融交易账户）长期不扩大开放程度，不利于入篮后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功能发挥，也不利于利用人民币入篮契机支持“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

第五，加快信息公开披露制度的建设。中国相当一部分信息在行政机制中运行，引致金融市场运作和金融监管的透明度不够高。人民币入篮之后，这些信息应通过各类公开渠道（包括媒体）予以披露，給市场各类主体以公平的信息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持续公开相关数据、不随意调整统计口径、公开说明各类数据的统计依据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第六，强化金融风险的管控。人民币入篮后，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扩大，国际因素对中国境内金融运行的影响力度也将加强，为此，需要从境内外两个市场相连接的角度来设计和实施金融风险的管控。在金融创新管控尤其需要注重各家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作共管，以免发生监管漏洞或监管盲区，给中国的经济金融运行带来不应有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