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见于《孟子·尽心上》：“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说文解字》的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教育”成为常用词，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19世纪末20世纪初，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有识之士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势力的干扰，成功创办新式学校；随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

西文“教育”一词的溯源

　　在西方，教育一词源于拉丁文educare。本义为“引出”或“导出”，意思就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把某种本来潜在于身体和心灵内部的东西引发出来。从词源上说，西文“教育”一词是内发之意，强调教育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活动，旨在把自然人所固有的或潜在的素质，自内而外引发出来，以成为现实的发展状态。

从中国和西方对教育的定义就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教育理念是上行下效，是灌输知识给后来者，以便受教育者能够在传统规范内行事。中国的教育理念再加上统治者推崇的、变了形的“孔孟之道”、三纲五常，培养的自然是顺民，失去了创新力、想象力民众。人类的思维从教育的根本上就僵化了、歪曲了。因此中国发展到今天教育没有创新能力是很自然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要在根源上下功夫的，这可不是一日之功，是整个文化的革命。中国历史上能有如此能量，短期搞文化革命的只有秦始皇、毛泽东两人。只可惜他们的文化革命是为了建立绝对的个人权威和神化，而不是培养全民的创新思维。毛泽东开始倡导百花齐放，大鸣大放时，知识文化届欢呼鸟跃，纷纷畅言。岂不知这是一个烟雾弹，敢说话的全部暴露了活跃的思维，从此一举歼灭，死伤无数。。。秦始皇则更加残暴，直接“焚书坑儒”。

西方的教育为“引出”，通过传授知识的手段把本来潜在于身体和心灵内部的“思维”、“思想种子”引发出来。 由此可见西方的教育是激发个人潜在的思想能量， 西方14世纪以后在科技上的突飞猛进也就不奇怪了。

从教育的差异上来看中国，14世纪之前，中国古人的创新思维还有相对的得到保护，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出现空前的百家争鸣不是偶然的，那个时代是人类创新的环境最佳。各国都希望自己强大，新思维、新思潮此起彼伏，才有了诸子百家的局面。中国文化的根是创新的，而后来由于统治者的为了“皇家”的统治、世代相传，把中国文化的精华扭曲了，以至于从中国文化14世纪全球的强盛顶峰开始衰落，并越发一蹶不振。直到19世纪西洋人在创新思维下，带着先进的科技成果和新式杀人武器来强攻这块“肥肉”了。究其根源中国14世纪开始教育所培养的是服从和听话的大众；是不需要张扬个人智慧和思维的百姓，国家的社稷只能依赖于“贤明的君主”，和国民基本没有任何关系，所剩的权利就是下跪称臣。可惜、而且可怕的是开国君主有时贤明（创业时，年轻力壮是，需要集体智慧打江山时）；有时变得昏庸（狡兔死时，防范他人夺权时，衰老时，狂妄自大时）。更为可怕的是开国的皇帝贤明，可谁也保不准以后的继承人贤明。从人类的历史来看，这种全民寄希望与君主贤明的统治是不科学，可中国人正是在这种体制下走过了几千年，并且死不变革，最终出现了个孙中山才推翻了帝制，可帝制的思想却要长期的清除呀。西方历史上也存在皇帝和皇权，皇帝们当然不愿意放下权利，但西方还是发展出一套君主立宪的制度来，这是人类的一大文化进步。

李约瑟曾提出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为什么中华古国在十四世纪以前，无论是在文化、哲学、科技都引领地球，而之后却一蹶不振了？李约瑟的不解之谜其实没有什么不可解的，在十四世纪以前，中国以中华文化精髓“易经”、“道德经”的无限循环的创新精神为主线， 产生了灿烂的中华文化。而十四世纪以后，帝王和既得利益阶层为了他们的统治， 扭曲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以至于失去了原有的创新力， 中国文化也从此开始逐步僵化，腐朽。答案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承，和教育体制。今天中国依然面临这个改革。。。

中国的出路在于找到文化精髓“易经”、“道德经”，弘扬中华民族的创新思维；而这一改革和创新的必由之路在于文化的复兴和教育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