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

死刑对于一个罪犯来说，无疑是最重的判决，即使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亦有极大的触动和震撼。在很多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在美国根据不同的州立法有所不同。在我们国家，关于死刑是否废除，一直有争论，但是目前死刑仍然存在。从普通人眼里看，死刑的确过于残酷，与“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等治国理念不甚吻合。最近两起案件，更值得我们对“死刑”的量刑标准深层次思考。一个是曾成杰因犯集资诈骗罪被执行死刑，一个是刘志军被判死刑，缓刑两年执行，简称死缓。

曾成杰的案件和前不久的吴英案类似，都是经济犯罪。吴英开始也是被判了死刑，后来之所以改判，并不是因为其有多大的立功，而是温家宝在两会期间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了吴英案，最终让吴英幸免于一死。曾成杰的影响明显小于吴英，如果不是她的女儿在微博上经常为父亲喊冤，估计大都数人都不清楚他到底是谁。经济犯罪本身是否值得判处死刑，就值得商榷。从社会影响以及破坏程度来看，个人认为显然低于暴力犯罪比如烧杀抢掠等，甚至低于政治犯罪。翻开中国企业家的历史，大都数都有原罪，这是不争的事实，毕竟在法制尚不完善的年代，有太多的灰色地带，比如国有企业的MBO。从社会发展来看，这些原罪大都未必要深究，只要能戴罪立功又何尝不可呢，比如孙大午。可惜，我们一直是政治挂帅，一旦出现不稳定的因素，往往会在经济领域掀起血雨腥风，比如建国后不久对民营企业家的赶尽杀绝，比如当年对投机倒把的严厉打击等。商人在中国的历史上，地位一直不高，“士农工商”的排序有极长的历史背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商人的财富暴增，仿佛社会地位有很大提高。但是在关键时刻或者在与政治博弈的时候，商人的地位显得颇为低下不堪一击。曾成杰给受害者造成的伤害不可避免，但是杀了他是否能最大程度减少这种伤害或者给受害者挽回损失，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为什么要杀他，估计并不是简单的平民愤或者以刑获罪那么简单，估计背后还有一条扑朔迷离的政治线。今年的经济犯罪大都和政治犯罪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无论是曾成杰案还是吴英案，和官场理不清扯还乱。说的难听点，并不是老百姓希望他们死，而是很多重要人物希望他们死。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曾执行死刑前，并没有通知家人，引发其女儿极大不满，长沙中院并发微博宣称，法律无必要一定要通知家人执行死刑。不谈法律，单从人道主义来看，通知家人也是必要的。

刘志军案这段时间也炒得沸沸扬扬，对于这么大的一个贪官，贪污的数目之大，造成损失之重，影响之深都远远超过曾成杰案。不否认刘对高铁建设有过巨大贡献，但是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都认为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一方面是老百姓对贪官的痛恶之极，另一方面是新政府已经把反贪提上了日程。不过从对刘志军宣判前的蛛丝马迹来看，他诚恳的认罪态度，并表示一定不会上诉，大都数人都能感觉到其不会被处死，果不其然是死缓，官方解释其有主动交代其他违法行为的情节表现。死缓是什么，任何一个老百姓都知道，刘志军不会死了，死缓会改为无期，无期会改为20年等等。不判决死刑也许可以理解为是法律的进步，但是如果只针对罪大恶极的贪污犯来说，显得颇为单薄。死刑和死缓之间是否该有个中间判决，比如终身监禁不得减刑等。甚至有人解读为此案件的宣判结果会大大降低贪官的犯罪成本。从普通百姓眼光来看，这里面大有官官相卫的味道，毕竟官场里面的潜规则太多。我们并不在乎谁被轻判谁被严惩，关键是对政治犯的从轻发落和对经济犯的严惩不贷，这种二重标准让人难以接受，亦会让法律的严肃性大打折扣。有个细节也许能很好说明这个问题，政治犯的头发很少有被剃光的，也许暗含他们还有出头之日吧。而其他刑事犯罪头发很少有不被剃光的，也许这些人再也难以重新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