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红七条”

前天在微信群里看到一篇文章，曾任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公开撰文猛烈抨击中国的大学教育，他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傲，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并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他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他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言辞的确颇为激烈，但有何尝不是事实呢，甚至并没有全面的说出中国大学的弊端，比如论文大面积造假，巧立名目骗取科研经费，师生之间权色交易等等。去年北大教授邹恒普微博曝光院长奸淫服务员，说句心里话，我还真相信是事实。

在打老虎拍苍蝇的大环境下，曾经被称为人类最后一片圣地的大学，也入了反腐的法眼，也许中国的大学真烂透顶了，如果再不整治，大学恐怕真的要成为道德的沦丧地了。最近关于大学的种种案件更让人应接不暇，什么论文造假，什么教授酒后亲吻学生等等，让我等原本对大学充满敬意的人也有了鄙夷之情。教育部自然对这些现象和问题心知肚明，怎么办呢，显然这种和制度与体制有关的问题，教育部很难解决，为了遮人耳目和应对高层监督，短短几天教育部就拿出了一套解决方案，快速的颁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简称“红七条”。 “红七条”包含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学生和学校合法权益的行为；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有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在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违规使用科研经费以及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在招生、考试、学生推优、保研等工作中徇私舞弊；索要或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财物；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其他违反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高校教师有违反“红七条”情形的，依法依规分别给予相应处分。

这七条一看，就是所谓的专家结合了中国的政治特色闭门造车而已。第一条，“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学生和学校合法权益的行为。”这明显是带高帽子，政策导向。难道在高校这一块也要想中小学生一样，把爱国爱党放在第一位吗？当然既然提到爱国，自然要爱党，所以第二条“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有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也就不足为怪了。看来以后大学老师上课前一定要高喊“祖国万岁，共产党万岁了”。第三、四、五、六、七条多少很有实际意义，看来这些现象已经泛滥成灾了，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了。但这些潜规则通过“高校教师有违反‘红七条’情形的，依法依规分别给予相应处分”就能根治吗？既然是现象，是潜规则，就很难通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能解决。不知道蔡元培如果看到这些规定，作何感想，估计肺都要气炸了。

要真想解决大学的种种乱象，要想还大学的纯洁，其实并不难，只要尊重大学办学规律即可，让大学老师自我管理，让学者治校，而不要打着爱国爱党的旗帜，更不要行政干预，连校长都需要有关部门任命。大学干嘛的？不就两个功能，第一是科研，第二是教学。看看一些名校，无不是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和学术氛围，学术自由，思想解放，学者治校，而不是仰政府之鼻息，看上级之脸色。上世纪初之所以北大人才辈出，名家齐聚，恰恰是蔡元培的自由和包容所致。在台湾的小学，教学楼的走廊上，有各个国家的国旗，甚至是五星红旗，从小树立对外包容、面对世界的气度。试想，在我们的任何学校能挂青天白日旗吗？那是要杀头的。

陈培松2014年10月14日于西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