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企业家们可以通过业务、资本和运营的国际化，微妙地借重西方行业规范和国际资本市场，来平衡和缓冲权力对他们提出的一些无理的和过分的要求。与其在国内忍气吞声，不如到国外理直气壮。例如，绝大多数中国知名IT企业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受到西方有关法律的管辖。权力的掠夺之手蠢蠢欲动之际，将不得不首先考虑到这样做国际影响。企业家在移民之后，作为其他国家的公民，其合法权利更是进一步受到了其他国
价值创造型的企业必然要求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企业以人为本，以员工为本，逐步提高员工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建立一种以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的信任、合作、分享为基础的企业文化。这种信任与团结的关系，与日俱深，日渐淳厚之后，将使得整个企业成为公民社会建设尤其是当地的公民社会建设的坚实主力和坚强后盾。
财富创造者们在社会上的较高地位。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企业家们，尤其是价值创造型的企业家们，成为被广大社会所认同、赞誉和效仿的榜样（事实上，“企业家”这个词的出现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一个反应）。虽然这些年来，随着官商和盗商势力的崛起和一些富人、尤其是富二代的炫耀性消费的不良倾向，社会上有一种“仇富“的暗潮，但主体上讲，绝大多数人还是能把“仇富”和“仇腐”分开，不影响他们对财富创造者们的高度认同度。
这种建立在最普遍、最日常、最现实的雇佣关系基础上的联合，在仔细厘清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后，也许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建设的坚实后盾。在宣扬了这么多年的斗争哲学之后，主张劳资合作，乍听非常天真、冬烘和书呆子气，但这却是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种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必由之路。1848年《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发表之后，西方思想界一时百花齐放，从无政府主义到工团主义，从基尔特主义到费边主义，最
安全感的缺乏带来的是新一轮的企业家移民大潮，精英星散，恍惚回到了1949年前的上海和1997年前的香港。对历史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不会用“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陈词来指责他们。逻辑上，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深入分析，找到能够制约权力的更大的力量，也就是这种权力的给予者：社会。社会千头万绪，甚至一盘散沙，只有有组织的社会才能对权力形成制约性的力量。这里，传统的商会、工会、专业工作者协会等当然是重点，但
然而，三十年之后，一眼看过去，居然又是一片郁郁葱葱。进入新世纪，这些新生的“企业家”阶层，拜官方理论之赐，居然忝入“先进生产力”的行列之中，然而凳子尚未坐热，而且还随时有可能被拿走，谈何其他。恍恍乎杯弓蛇影，惶惶然惊弓之鸟。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企业家来说，生存哲学最现实、最重要、最本质。自己对企业所有权尚在其次，跟着你的成千上万的兄弟们还得靠这个企业养家啊，这是人情之常，毋须赘述。
观诸各国历史，专制权力最大的对手是资本。“财产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力量”（普鲁东）。然而，在中国，素来就敌强我弱，实力悬殊。专制权力最强大，资本的力量却又最孱弱。尤其是经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那场兼及灵魂和肉体的“社会主义改造”后，资本弱小到什么地步，实在是令人难于想象，整整三十年，资本主义不仅在现实不存在了，连书面的概念都只剩下污名。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等于是在“士农工商”四大系列之下，新开一个属于
最近业界热议企业家是否应该“在商言商”。我的观点很简单：中国企业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确实应该“在商言商”。但这种“在商言商”不是纵容，不是放弃，更不是勾结，而是隐忍，是积累，是等待变革的时机。中华民族的民主化转型，是人类历史从未见过的、全世界最聪明头脑为之困顿的一个艰巨任务。主要社会阶层的任何侥幸、哗众取宠式的行为，都将会增加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困难程度。
所有的领导者都不可能了解企业全部的问题，即使是一名天才的极具魅力的领导者。对企业领导者而言，挑战在于如何在一线问题上建立正确的处理能力，并寻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而起点就是广泛地分享信息。应该相信员工都是聪明的，能为领导变革做出无限的贡献。 综上所述，企业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员工的参与和积极应对，需要员工做出迅速、敏捷、恰当的反应，从而使企业有能力应对经常发生的变革。通过分享权力和扩大影响，领导者
一般人认为增加参与度就会使变革进程缓慢，而且会使成果延迟。殊不知高参与度将帮助企业领导者更快地应对挑战和问题。企业领导者知道了障碍在哪里，缺陷是什么，就能从表面看清问题的本质。假如能让员工参与到计划改变的过程中，让员工分享观点，那么企业领导者同时在为未来的变革塑造有效的领导力。企业领导者需要不断地将决策制定的责任感推到企业的最基层。离问题最近的员工和企业的客户们往往对解决方案有独到的见解，而这些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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